热衷于娱乐圈动态的人或许都曾听闻,众多明星纷纷宣称自己是八旗世家的后人,甚至不时地将自己定位为清朝皇室的后裔,以示身份尊贵。例如,张兰就曾提及汪小菲的家族渊源,称其祖辈属于正黄旗,拥有皇室血统。
知晓清朝历史的人皆知,清朝与过往诸朝相较,独树一帜,拥有其特有的八旗体系。然而,众多对八旗制度缺乏认知者,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正黄旗位居八旗之巅,象征着皇族尊贵身份。实则,这种看法全然谬误。
清朝皇族成员并未跻身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三旗之中。一旦皇子成年并成婚,他们便会被分配到各自的府邸处理事务。在大婚并分府之后,皇子们还需归属不同的旗属。按照清朝的惯例,成年皇子分旗时,他们各自归属于不同的旗属,但绝对不允许他们归属于上三旗。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为何清朝皇子会分属不同的旗属,以及清朝皇族具体归属于哪些旗属。
需从清朝八旗制度的源头追溯起,众所周知,清朝是由游牧民族女真族满洲人创立的统治体系。起初,女真族是以部落为单位聚居,狩猎活动亦是集体进行。简言之,女真族的部落集体狩猎与汉人的耕作并无二致,都是为了生计,只是汉人是以家庭为耕作单位,而女真族则是以部落为集体狩猎单位。
女真族狩猎时,往往是由整个部落一同行动,参与人数众多,因此必须有一位能够统一指挥的首领。在女真语中,这位首领被称为牛录。当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始起兵时,他借鉴了女真族传统的有组织狩猎方式,对其进行了改进和创新,从而创立了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将每三百人划分为一个牛录,其首领被称作牛录额真,此名后经汉化变为佐领;五个牛录合为一甲喇,甲喇的首领被称为甲喇额真,此称谓亦在汉化过程中演变为参领;五个甲喇再组合成固山,固山的首领则称作固山额真,此名同样在汉化过程中转变为统领。
一座固山对应一旗编制,换言之,一旗的成员数量大约在7500人上下。当然,这个数字是针对努尔哈赤时代的情形。及至清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清朝势力日益壮大,一旗之中汇聚了满、蒙、汉三族民众,其人数实际可达到三至五万之众。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在其子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得以改革,皇太极采纳了满、蒙、汉三族的融入,并分别组建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使得势力范围不断扩展壮大。
依照八旗制度的规范,八旗后裔被视为全民皆兵,在和平时期,他们扮演的是民众角色,需从事日常的生产劳动。然而,一旦战事爆发,他们便转变为战士,全体投入战场,英勇杀敌。在这方面,八旗制度与唐朝的府兵制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本质上仍有所区别。
八旗制度中,身份等级被明确划分,其中包含贵族与一般旗民,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阿哈。
贵族,顾名思义,系指统治阶层,他们担任着统治与管理的重任,负责治理旗民和包衣。在清初,八旗的首领贵族大多为努尔哈赤的子嗣和亲族,努尔哈赤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在这些贵族的裁决下,旗人和包衣的婚姻、经济及事务纠纷得以解决。
普通旗民与包衣阿哈的情况截然不同,前者享有独立的经济自主权以及处理家庭事务的权力,而后者则不具备这些权利。包衣阿哈实质上等同于八旗的奴隶,他们的一切,包括婚姻、生育、子女的婚配以及家庭经济等所有事务,都必须得到他们所属的八旗贵族主人的批准。
然而,随着清朝的统治范围扩大至关内,八旗贵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那些被称为包衣阿哈的人,主要职责是伺候这些权贵。他们在统治阶层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众多包衣阿哈因得到贵族的信赖与赞同,轻易地获得了显赫的官位,这使他们相较于一般旗民,更易获得高官厚禄,在官场中晋升之路也更为顺畅。
清朝入关之后,众多人士以成为包衣奴隶的身份为荣,他们凭借着这种身份,在官场中攀附权贵,左右逢源。这些包衣奴隶甚至因此而自负,认为自己比普通的旗民地位更为尊贵。尽管在法律层面,包衣奴隶的地位低于一般的旗民,然而实际上,包衣奴隶所享受的实际利益却远超普通旗民。因此,许多人将担任包衣奴隶视为一种荣耀,这也成为了清朝时期一个独特的现象。
起初,清朝的八旗并未区分上三旗与下五旗,这一划分是在顺治年间才得以确立。
事实上,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八旗中正黄旗地位最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努尔哈赤的早期,确实正黄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努尔哈赤的子侄们长大成人,他封他们为各旗的旗主。此后,努尔哈赤仅亲自掌握两黄旗,而在这期间,正黄旗依旧保持着尊贵的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努尔哈赤对大妃阿巴亥产生了特别的宠爱,她所生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以及十五子多铎,都深受努尔哈赤的青睐。然而,当时八旗之中,除了两黄旗之外,其余六旗均已确立了旗主。基于对阿济格与多尔衮的特别喜爱,努尔哈赤决定将正黄旗交由他们共同执掌。至于努尔哈赤的幼子多铎,则随他一同管理镶黄旗。自此,镶黄旗在八旗中地位显赫。在努尔哈赤离世之际,他还特别指定多铎接替自己管理镶黄旗。
皇太极登基后,因其仅掌管正白旗,未能掌握尊贵的两黄旗,因此他设法从兄长褚英之子、亦即其侄子杜度手中夺取了镶白旗的控制权。随后,皇太极强制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交换了旗帜颜色,自此皇太极所辖的两白旗变为两黄旗,而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的两黄旗则转变为两白旗。此事件在史书上被称为八旗改色。
顺治年间,因顺治年幼继位,得多尔衮辅佐,长期受其操控。故而,多尔衮离世后,顺治对其进行了清算。他夺回了多尔衮手中的两白旗,并决定亲自掌管多尔衮的正白旗。鉴于多尔衮在执政期间,不仅害死了顺治的大哥肃亲王豪哥,还夺取了豪格的正蓝旗,并将之交给了其弟多铎,自己则兼领了两白旗。因此,顺治在自领正白旗后,为补偿豪格的后人,将镶白旗交由豪格的后人执掌。
自那时起,清朝的八旗体系未曾经历任何变动,继任的皇帝均沿袭了顺治皇帝亲自掌管的两黄旗与正白旗的传统,因此,这三旗并无旗主,实际上,旗主即是皇帝自己。鉴于皇帝亲自领导,这三旗便被称作上三旗。相对地,其余五旗则由各自的旗主负责指挥,故而被称为下五旗。
而下五旗的旗主也在顺治时期基本形成定局,分别是:正红旗的旗主是礼亲王代善的后代,其家族世代传承;镶白旗的旗主是肃亲王豪格的后裔,家族同样世代相承;镶红旗的旗主则是代善的长子克勤郡王岳托,他的家族也沿袭了这一传统;正蓝旗的旗主是豫亲王多铎,其家族同样继承了这一职位;镶蓝旗的旗主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他的家族也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
实际上,无论是上三旗还是下五旗,对一般旗人来说影响并不显著;而主要受到影响的,则是那些包衣奴隶以及皇子们。
上三旗的旗主为皇帝,因此旗下包衣奴隶实际上成了皇帝的私属奴隶。正如俗语所说,对待狗还需看其主人,而此处的主人是皇帝,自然皇帝的包衣奴隶在身份上要比下五旗中那些属于王公贵族的私人奴隶更为尊贵。
这是区分包衣奴隶与皇子的界限,至于皇子,那便是清朝的定制,依照清朝的定制,上三旗中仅皇帝一人可拥有贵族首领之位,皇帝之外,上三旗中的贵族还包括那些被皇帝赐予荣光、纳入旗籍的妃嫔家族,这些家族可视为外戚,而除了外戚,上三旗中是不允许有皇室直系血亲成员的,正是如此,才更加彰显了皇帝的尊贵与独尊地位。
因此,在年幼时期,皇子们均归属镶黄旗的编制,待他们成年并举行婚礼后,便需离开紫禁城,迁往内务府统一安排的宅邸居住,这一过程被称为分府治事。完成分府治事后,皇子们的镶黄旗身份便会自动取消,并会被随机分配至其他五旗之中。
自然,这些皇子们被分派至下五旗后,身份依旧尊贵,例如康熙的第十三子胤祥,在完婚之后,他被安排在了正蓝旗之下。鉴于胤祥与雍正皇帝之间关系密切,雍正登基后便封胤祥为怡亲王,而且雍正还特别指派胤祥成为正蓝旗的领主。
领主,即在旗纛之下,其牛录数量仅次于一旗之主,地位尊崇,常被称作小旗主。皇帝将皇子们分派至下五旗,其目的不仅在于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更在于借助皇子们的眼线,对下五旗的旗主们进行严密监控。
在清朝统治中心北移之前,那些旗主们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不仅能够决定本旗范围内所有事务的走向,而且还能参与国家政务的讨论,这对皇帝的权威构成了不小的挑战。顺治帝亲理朝政后,逐步对各旗旗主的权力进行削弱。进入康熙年间,为了更深入地削弱旗主的权力,他安排自己的兄弟和子侄分别担任各旗的小旗主,以此降低旗主在本旗的影响力。同时,康熙还让都统逐步取代旗主的地位和权力。因此,皇子们被分配到下五旗,这也是皇帝用来制衡旗主们的策略之一。
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皇帝对下五旗旗主的权力逐渐削弱,到了清朝中期,八旗旗主实际上已失去了实权,仅剩下了名头,这些旗主王爷大多沦为了有财富却无实权的富贵闲人。
自然,在清朝的皇子中,并非所有都被划归到下五旗,其中,康熙帝的第十四子胤禵在雍正帝登基后,却归属于正黄旗。胤禵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为他不仅是雍正帝继承皇位的有力对手,更是雍正帝的政敌,弟弟。雍正帝将他调入正黄旗,是为了便于派遣人手对他进行监视和软禁。因此,胤禵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例外。
然而,胤禵在乾隆年间离世,乾隆随即迅速将胤禵的子嗣从正黄旗转移至镶蓝旗,因此,胤禵这一代是唯一在正黄旗内受到雍正的严密监控与软禁,他逝世后,其子孙便被迁出,故而在清朝时期,上三旗中几乎鲜见皇族直系后裔。
因此,众多人士自称是清朝皇室的直系传人,提及家族时便宣称祖上是八旗中的正黄旗成员。他们不仅自满自夸,实则陷入了历史认知的误区。实际上,在清朝历史中,上三旗中的皇室直系血亲寥寥无几,即便存在,也大多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及其兄弟的后代。这些后裔已属于皇室的远亲,而非直系传人。即便在清朝时期,他们大多也仅是闲散的宗室,其身份地位与普通旗民并无二致。
因此,那些自称是正黄旗且声称自己是清朝皇室后裔的人,他们或许确实是满族人,然而他们绝不可能属于皇室的直系后代,他们可能是皇室的远房亲戚,是那种连清朝当时的统治者都未曾正眼看待的远房宗亲,亦或是皇室外戚家族的后代,当然,也有可能是包衣奴隶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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